要说爱民，史上也确有朱元璋立法“多佑贫抑富”的记载，也鼓励百姓监督官员，民间可将贪官污吏抓起来押送到京。
说到底，这属于封建统治的阶级平衡之术。
朱元璋一边限制官吏、士绅侵民，一边则是它的儿孙们广占民脂，虐待百姓，这是哪个爱民之人干得出来的勾当？
其实从朱元璋对待孟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了。
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
甚至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。”
“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。”
“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。
《尽心篇》、《万章上》也充分阐述了孟子对君权的认识，孟子并不认为皇帝绝对正确论，一再强调在君臣体系中皇帝的主导作用，宣扬皇帝不合格就该换的造反有理论，朱元璋自己就是造反出身。
结果屁股底下的位子一变。
态度也变了。
朱元璋不愧是民权先锋啊。
朱元璋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将天下百姓都植物化。
这都不算啥。
韩林之所以如此被厚待。
还孜孜不倦想着有朝一日造反。
原因就在于朱元璋此人心胸过于宽广。
在浙江，洪武三十一年，陆本为定海知县，上任时，县城早已“民困赋租，逃亡者众”。
定海原是元末活吕布方国珍的地盘。
方国珍并没跟老朱做过对。
可是他治下的老百姓也跟着遭殃，困于重税，不惜背井离乡，纷纷逃亡。
更可怕的不光是重税，最可怕是动辄将良民充军，整家整家的丧失自由，沦落为世代翻不了身的军户。
洪武22年，因为宁波府昌国县（在今舟山）有民入海，违反了朱元璋的规定，竟被认定为“民尝从倭为寇”，将昌国县一县百姓，不分良莠，全部谪为军户，发配宁波府充军。
你就问恨不恨？
在苏州，由于张士诚颇得民心。
所以朱元璋恨死了。
这些地方的百姓开始遭劫，“人民迁徙实三都，戍远方者相继”，而且将这些百姓打入贱籍，“至营籍亦入隶坊，”，搞得苏州“邑里萧然，生计鲜薄。”
在湖南，由于被陈友谅政权征过粮，特别是陈友谅败死后，他儿子陈理被朱兵围于武昌，命令各地急送军粮。
长沙府湘乡县的义兵头领易华，紧急征集了10万8000石粮米送往武昌。
陈理败降朱元璋后，朱元璋翻览档册，发现此时，遂不问情由，以10万8千石做为湘乡永远的粮食征额。
而湘乡县在元代，一年只缴3.3万石。
这就造成了湘乡史上长达三百多年的“堕粮之灾“。搞得民不聊生，被逼得采蕨为食，“民愈困而追索愈迫，财益尽而取派益繁“，一代代人不堪命，大量逃亡。到明代后期全盛的万历年间，湘乡人口锐减到才4万。
有类似遭遇的，还有浏阳。史称浏阳正常年份一年交税粮四万石，朱元璋则将征粮数额增加一倍达到八万石。
同样被朱元璋故意加害的还有茶陵，本来茶陵在元代是一个生计不错的地方，还出了刘三吾这样的大儒。
但在元末，也因为向陈理的“汉“政权交过米税，而被朱元璋恶意的定下46860石9斗的巨额粮税。
因为元末陈氏之事，茶陵遭受比湘乡更漫长的，长达近四百年的“堕粮“之冤。据明代史料，在朱元璋的洪武24年（1391），茶陵有12500户，等到号称盛世的永乐十年（1412），户数锐减到8700。到明武宗正德七年（1512）又进一步下降到6500户。
至于它在位掀起洪武四大案，杀了十几万功臣、官员、士民及家属，吴中四才子无一幸免，元代四大画家只要活到明朝的无一不遭毒手。以至士子在科举考试中不免质疑“天之生才有限，陛下忍以区区小故，纵无穷诛？”。才士练子宁也上奏，说数年以来，“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”。
这些也不说了，不是有一帮吹朱元璋的徒子徒孙们在到处宣扬吗？
说那些读书人、功臣该杀该死。
但是平民呢？
因为明初政府行事粗暴，甚至在广西酿成动乱。在福建，更由于地方官“法令严核，绳吏之法尤峻”，而逼得泉州等地百姓，动不动砍掉自己的手指，以逃脱被诬蔑，被抓去充军。
当年就因繁重的征役压得人民活不下去，有十三名平民，以罗辅为首，断指自残，以避征役。朱元璋暴怒，全部抓起来，当事人全部屠杀，悬首示众还不够，各受害的家属也不放过，家中成年男子一律杀戮，女子被流放边远之地。事后，朱元璋还怒气冲冲将这些事写进《大诰》里。
那请问，朱元璋法网严密，大批陷民于不法之外，生了一帮猪儿子，分据各地，位列藩王，拥甲士，享民脂膏，动辄虐民，残民。这些民众又何罪？
韩林知道自己没有好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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